四、画院的山水画
在流行花鸟画的同时,也流行着一种精致优美的山水长卷。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之一。
画院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留传的古代山水画中的一件精致优美的作品,和这幅画相媲美的是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两幅画取材大致相同,用浓艳的青绿色调描写广大空间中的阳光、大气、浸没在浮动漂渺的光霭中的山峦、水流、长松、丛树,和人们的和平的劳动和生活,呈现了锦绣山河的美丽.王希孟作品的风格特点是天、水、岗峦、芜野的颜色和云彩的移动、阳光明灭都在强烈的蓝绿色调中得到夸张的表现。大自然的色彩经过画家的想象,被提高了,给人以格外鲜明动人的印象。——这是运用“青绿法”成功的一个例子。 赵伯驹是一个山水画家。他的年代略迟,活动在南宋初年。他画著色山水,另外也画花鸟人物。他的弟弟赵伯骕也以相同的风格在绘画史上留下名字。
第五节 十二世纪的人物故事画
一、十二世纪的人物画
靖康之变(公元一一二七年)是十二世纪动荡变乱的高潮。在赵佶统治的二十五年中组织起来的画院,因亡国而被打散,流亡到临安(今杭州)的画家又组成新的画院。临安,这一从五代的钱越统治时期就已经发展的都市,在南宋时代更繁荣发达,在经济上和文化艺术上都继承并发展了汴梁的传统。南宋社会的内外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因素,成为十二世纪后半期绘画艺术的生活基础。人物故事画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下,真实地反映时代生活。
在宋代,特别是十二世纪画院画家所代表的人物故事画,在过去因错误观点的流行,长时期受到鄙视。它的现实性内容被称为“俗”,它的精确的表现形式被称为“匠气”。形式主义错误思想所产生的偏见造成了材料的缺少,以及美术史著作中有意的和无意的忽视。因而今天对于宋代人物故事画的研究与发掘是正确理解古代绘画艺术中现实主义发展的中心工作。
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十二世纪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的人物风俗画代表作品。他的生平,我们现在所知甚少。他原来是个读书人,后来学习绘画,特别擅长画车、市街、桥、城郭等等,成为徽宗时画院成员之一。他除了《清明上河图》以外,还画过《西湖夺标图》(画清明节汴京金明池比赛龙舟的盛况)。两图都是描写世俗生活的。
《清明上河图》的出现是北宋时代人物画长期发展的结果。高元亨画《从驾两军角觝戏场图》和燕文贵画《七夕夜市图》,在选取世俗生活的题材和注意多样化的繁复的表现方面都成为先驱。而《清明上河图》以汴河作为描写对象,有极大的历史文献价值。
《清明上河图》是描写清明佳节汴京城汴河上拥满了游人的热闹风光。
汴河不是寻常的河流,或一般的风景点缀,供人游乐的河流,它在中国中古社会的经济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是六世纪末隋炀帝杨广时代所开的运河北段,运河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联结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汴河上的汴梁就首先作为一个商业要地,然也是军事和政治要地,五代和北宋的都城。
画家以不懈的努力和周密的观察,对北宋汴梁城东门大街和东门外汴河上的繁华作了精密详尽的描写,市街上的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除了酒楼,药铺等大型店铺外,有香铺,有弓店,有十字路口的茶铺或酒铺,有檐前挂了写着“解”字市招的当铺,并且也有做车轮的木匠,卖刀剪的铁匠,卖桃花的挑担,以及各种摊贩等等。还有走江湖看相算命的,都可以一一辨认出来。街道上并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官员们骑了马,前呼后拥,在人丛中穿过;妇人则坐了小轿。在这纷纷扰扰熙熙攘攘之间,有人挑担,有人驾车。有各种不同样式的车。有人使船,也有人在清明佳节出来游逛,在城门口路旁凭着栏杆悠闲地看水。……街道上无限热闹光景,都被画家做着有条有理的安排,错综复杂地构成引人入胜的永久的历史回忆。
如果这些描写可以算作在一定程度上的忠实纪录的话,那么,最突出的例子是一笔不苟地画下了那一座结构精巧的“虹桥”。宋代当时人所写的《东京梦华录》中曾记述这一座桥,说是下面没有桥柱,但以巨木虚架。这座桥的结构方法据说是公元一○四○年左右宿州州官陈希亮发明的。或说是公元一○三二年青州的一个守牢卒子发明的,总之是建筑工程上古代匠师智慧的结晶。 《清明上河图》中,画家通过多种不同的行为、活动,组织着各种形象,构成完整的图画:发掘出了生活中的诗和戏剧,把生活变成了艺术。
这幅画随着画卷渐渐展开,江南载来的粮米财物的漕船络绎出现,巨大的漕船通过虹桥的紧张场面,改变了平铺直叙的方式,形成了高潮。船上、桥边,多少人手忙脚乱,喧呼嘈杂。船和桥就成为忙乱的中心和紧张的中心。画家善于在生活中,在事物的关联和运动中发现激动人心的因素与情节,发现富有概括力的因素与情节,以生动的形象表现生活。
运用了与表现漕船相似的技巧的是表现了足以说明汴梁和河北的经济关系的骆驼队,它们正昂然走过人马杂沓的城关,也产生比较强烈的印象。
全卷中,另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很多效果生动的节目……。
画家对纷杂的社会活动作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虽都是寻常的、平凡的琐节,但因为在全画的主题上都是色泽鲜明,含义丰富的环节,所以广泛地予以展开,就使那活跃的中古城市生活得到艺术的再现。
由于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在人们思想意识中,产生了对于现实世俗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市民文学得到了发展,《清明上河图》,是和市民文学一样,也表现了对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对于市井中贩夫走卒们的忙忙碌碌的各种平庸的活动的莫大兴趣。所以,《清明上河图》的主题和描写符合历史的方向,而接触到历史的真实的高度了。
《清明上河图》在当时已经有很多摹本在市面上发售,南宋人缅怀故都的繁华也曾加以临摹流传。现在故宫博物院藏本是张择端原本,在靖康之变中和皇室收藏的其他书画一同被金人掠去,后来辗转流传了下来,成为今天尚存在的最重要的一幅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
三、南宋著名人物画家
南宋初年的有名的画院画家中,以人物故事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南渡的北宋画家:李唐、萧照和苏汉臣。
李唐。将在下一节介绍。
萧照是李唐的学生,曾一度在太行山作“强盗”,一日抢掠李唐,发现是有名画师,于是随李唐南渡,作了画家。萧照擅长山水画,能画大幅壁画。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是《中兴瑞应图》共十二幅连环画。其中有一幅描写了赵构在公元一一二六年北上求和,在河北磁州被当地人民拦阻住,当地人民杀了强要北去的副使王云,一个老年妇女哄骗走了来搜索的金兵,以至最后赵构得到机会南返,成为宋皇帝室中唯一未被俘虏的人,因而作了南宋皇帝。十二幅画所描绘的故事,是对于赵构南归的赞美。然而画中把赵构得此幸运的原因却说成是天神的保佑,所以还不能完全正确地表现出此一历史事件。
萧照另一幅有名的历史画是《光武渡河图》,内容是公元二四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河北屠杀农民起义军时冒险从水上渡滹沱河进兵的故事。这个故事和赵构南归时履冰过一大河,人马方过而冰已裂开的情况相似,所以实际用意是歌颂赵构重新建立王朝的图画。
苏汉臣和他的师傅刘宗古都擅长画人物画,他特别长于画儿童,就现在所知,他的作品多是年画性质的一类时令招贴画,其内容则是风俗的描写。
细致的描写小商贩和他的商品,表现出对于日常琐屑事物的兴趣的《货郎图》,描写宋代称为“五花■弄”的一种戏曲表演的《五瑞图》,汇集儿童各种游戏而同时展开在画面上的《百子嬉春图》都是年画性质的绘画。和《百子嬉春图》内容相同的《重午婴戏图》是适应端午节的需要的。另外也有适应重阳节的一种儿童题材画。儿童的题材在宋代风俗画中是很常见的。
苏汉臣所作这一类的风俗画可以作为宋代流行的风俗画的重要代表。风俗画的题材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画牛的《春牛图》和画羊的《九阳消寒图》(用于冬至节)都具有固定的形式。和儿童的题材相近的妇女生活的题材富于表现的多样性,例如:观灯(正月十五日的灯节)、乞巧(七月七日)等等。 这些风俗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心理和爱好。《货郎图》中对于纷杂的日常用具的详尽的描绘和儿童画中对于儿童游戏以及儿童摹拟成人的游戏的丰富的描写,都有概括当时现实生活的作用。
南宋初年曾任工部侍郎的马和之和米友仁一样因独具一格受到重视。他能画人物和山水、花鸟,从现在的《赤壁图》可以看出他的画法很简率而能传神。笔致柔和,活泼跳动,有特殊的风格,他用的线条称为“兰叶描”,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是诗经的插图:《豳风图》、《唐风图》等。 十二世纪末的李嵩、刘松年和陈居中等人是极有创造性的人物画家。
李嵩是生长在杭州的画家,年少时作过木匠,是徽宗、高宗时代的名画家李从训的养子。他的《货郎图》是现存一件重要的宋代人物画作品,它和一般的《货郎图》最大不同是充分地描写了被货郎担所吸引的儿童和母亲们的神情动态,画家画了母亲和儿童,并且画了母狗和小狗,后者起了烘托热闹的气氛的作用。
据文字记载,李嵩曾创作一些有丰富的现实生活意义的作品。李嵩曾根据南宋时期流行的水浒宋江的传奇,创作了宋江等三十六人像。这是对于英雄的赞美,在绘画史上是罕见的。他的《服田图》描写了农民生产活动的十二个阶段,以“浸种”和“耕”开始,每段都有八句题诗。第十一段表现了和劳苦的人民生活成对比的富家儿醉饱高卧的景象,第十二段的内容:一年辛勤劳动的结果最后是官府催租,交了租以后儿童们无饭吃而哭闹。这就使《服田图》和一般的《耕织图》有了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宋代的《耕织图》在公元一二一○年曾刻过木板,作家不详,内容则是把劳动人民的生活加以理想化,借歌颂耕织劳动生活以歌颂封建统治者的功绩。但也应该肯定《耕织图》一类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创造性的生产劳动的重视。李嵩的《四迷图》根据元代袁华的题诗,可知其内容是批评都市生活中四种堕落现象:酗酒、嫖妓、赌博、恶霸。李嵩自由的处理了生活的题材并表示了自己的道德态度。此外,李嵩的著名的作品中还有《骷髅幻戏图》和描写临安风景的《西湖图》、《观潮图》。《观潮图》描写观潮的宫廷人物及楼阁和烟树凄迷的景象,曾被元朝人认为是李嵩表示了对于南宋政治的失望和对于覆灭的预感。
片断的材料中已足以看出李嵩在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描写了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英雄人物,抨击了剥削和道德败坏现象。
刘松年,曾被认为是和李唐平列的四个南宋名画家之一(其余为马远、夏珪)。他住在杭州清波门外,俗呼“暗门刘”,他也擅长青绿山水及宫殿,是标准的“院体”画代表画家。
刘松年的重要作品是《中兴四将像》,中兴四将即南宋时代社会上下共同景仰的抗金名将:刘锜、韩世忠、张浚、岳飞。借历史故事以讽谕时事的作品,刘松年则画过《便桥见虏图》。《便桥见虏图》内容为公元六二六年东突厥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进到长安附近,刚刚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居于军事上的劣势,然而以镇定和机智在便桥达成和突厥的盟约,促成了突厥的退兵。
刘松年曾画《耕织图》,据说表现了真实的生活习俗,但刘松年大部的作品是描写贵族的生活。
刘松年描写贵族们室内的文化生活的作品可以《唐五学士图》为代表。他们的显著的特点是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
把山水画和人物画结合起来,着重地描写富于诗意的自然环境,士大夫的悠闲、享受的生活。刘松年也是这一表现手法的创造者之一。从一些画幅的题目上就可以知道其内容:《溪亭客话图》、《春亭对弈图》、《秋林访道图》、《春光仙隐图》等等。现在他的《四景山水图》(故宫藏)也是这样的作品。
现存的刘松年的作品还有两件是《罗汉图》(公元一二○七年画),画中的自然景物:松树和动物等比人物形象更成功。 陈居中是宋代画家擅长描绘外族生活题材的画家(前节曾介绍他画的《四羊图》)。
《文姬归汉图》描绘汉末著名的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诗人蔡文姬在变乱中被胡人掳去,她的父亲的朋友设法赎她回去,她却已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了。她虽回到了祖国,她的悲剧遭遇,因“胡笳十八拍”一诗的流传而获得千古的同情。
相传为陈居中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描写蔡文姬和她的丈夫、孩子告别,即将随汉使者南返的一幕。表现的是压抑着矛盾的情感的蔡文姬在端坐中的平静状态。人们都在安静地等待他们的告别。她的丈夫庄重地斟饯别的酒,只有最小小孩不顾保姆的拦阻,上前拥抱着母亲,而成为泄露画中人们感情的重要契机。这说明画家很善于掌握人物的感情处理,使之真实而动人。
另一幅《文姬归汉图》共四段,无名氏画家所作。四段是:《原野宿庐》、《陇边饮食》、《子母分离》、《长安归来》。第四段的表现最成功。围绕着归来的主题,除庭院内家人会见时等活动外,门外街道上的各种活动也被强调地表现了出来。护送的士兵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疲惫饥渴以及街道上的骚动等等描写,加强了真实感。
和《文姬归汉图》同样为宋代画家用来表现对人民的苦难的关心的题材是《明妃出塞图》。明妃(即王昭君)是汉代一个宫女,传说因不肯贿赂画家毛延寿,而被画得非常丑陋,以至于当匈奴求婚的时候被皇帝指定许嫁给匈奴。原来传说中强调的是毛延寿的可鄙,在宋代的戏剧和绘画中强调的是明妃远去塞外,心情上的凄苦。
画家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也是一件杰出的作品。在冒着凛冽的寒风向前行进的队伍中,王昭君无所惧的神态,和其他掩面畏缩的男子作了明显的对比。凛冽的寒风,象征边地的艰苦的生活条件。
《文姬归汉图》和《明妃出塞图》描绘当时北方的游牧族生活。——外族的生活在宋代绘画中以多种方式得到表现。
描写外族极成功的一幅是《骑士猎归图》。选择了骑士正在检视刚从猎获物上拔下的箭,而马仍在疲乏的喘息,这一片段和细节加以描绘,对于表现骑猎生活的人物性格都是很有概括力的。
《柳塘牧马图》和《射猎图》都是宋代佚名画家描写骑猎生活的作品。
四、其他著名的作品
宋代人物故事画,除了上面结合着重要作家所介绍的一些外,还有一些佚名画家的作品得到流传。表现鲠直之臣揭发权奸的《折槛图》,和表现牧童生活的各种牧牛图,在内容及艺术技巧上都有相当成就。
《折槛图》描绘东汉朱云为反对奸臣宰相张禹和汉成帝在殿堂直接发生的一场冲突。朱云手攀宫殿的栏槛,抗拒着侍卫们拖他下殿,他和皇帝发怒的目光相接触,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冲突。因此,这幅画在古代绘画中有突出的地位。
《牧牛图》极其多样地表现了牧童生活。其中每一片段往往都成为独立的小幅,例如传为李唐的《乳牛图》、佚名画家的《归牧图》、阎次平的《牧牛图》等。画家们经过不断的积累,发掘出来丰富的富有情趣的细节。对牧童生活的深入体会,也说明南宋画家的眼界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大大的扩大了。
五、此一时期人物画的成就
反映生活风俗的需要而制作的作品都是市民阶层的世俗艺术的主要部分,突破了雅俗界限而进入艺术境地的,除了凡俗的市井生活、人物和琐屑器物以外,还有农村的劳动、沉重的苦难和无限乐趣。这些题材,在宋代的现实主义的画家笔下,获得优美的艺术形式,并形成典雅的艺术风格。 画家们也描写了贵族们的生活,是按照贵族们自己以为“优雅”的理想而加以描绘的,实际上也暴露了他们生活的贫乏和精神上的空虚。
古代现实主义绘画的伟大成就集中的表现为十二世纪绘画的题材的广阔和高度艺术技巧的运用。
第六节 李唐、马远、夏珪
一、绘画技巧在南宋时代的发展
一、南宋时代的绘画活动的中心仍在画院。南宋有名的画院画家(前二节中已谈到了其中某一些人及其作品)有李唐、苏汉臣、朱锐、萧照、贾师古、毛益、林椿、阎次平(以上高宗时代)、刘松年、李迪、李嵩、张茂、吴炳(以上孝宗、光宗时代),南宋绘画又有了新的变化,而特别表现在山水画的艺术表现和技巧方面。人物画及花鸟画也有相应的变化。
经过了长时期的发展,山水画展开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和优美的景色,不断获得成就,南宋初年的赵伯驹、刘松年等人的一部分作品仍然是这样的;同时,也逐渐获得以抒情为目的的新的意义:着重意境的创造,着重发掘对象动人的情感的力量。
郭熙提倡以诗句为题,提倡精确的具体的描写有不同的情绪感染力的自然现象,促使山水画家走上抒情的道路。
意境既然是通过真实地描写对象,体现优美的想象,而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艺术形象;所以也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概括,即发掘客观事物中的动人的情感的力量,予以集中和强化。创造意境之为生活的概括,特别是当意境的情感内容和一定的健康的生活理想相结合的时候。
画家要能有效的发掘客观事物中的动人的情感的力量,就必须对于生活有深入的感受和领会,北宋山水画艺术的发展与经验的积累造成了对自然风物的情感内容的敏感。诗歌文学也对山水画内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在提倡绘画以诗歌为题的时候,就不仅规定了山水画的内容,而且使绘画艺术在表现效果上也追随象诗的表现方式那样的精炼有力。南宋山水画在追求表现内容的单纯、完整,追求强烈而集中的情感表现方面创造了重要的绘画技巧,特别是构图的技巧。
在创造深入对象的富于表现能力的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南宋的山水画有多方面的表现。
二、李唐的人物画和山水画
李唐曾被认为是南宋山水画新画风开始的标志。他之引起同时代和后世人们的重视是和他的多方面的绘画才能有关的。
李唐是赵佶画院的老画家,经过乱离后来到临安已将近八十岁。他的山水画的风格对于南宋画院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初到临安时没有被人知道,生活贫困,自己曾写过这样的诗:“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由此诗可见李唐山水的风格和当时流行着崇尚鲜艳夺目的花鸟的风尚。
李唐的人物画,据知有:《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胡笳十八拍图》、《雪天运粮图》等。
《采薇图》取材殷亡国后,殷朝贵族伯夷、叔齐二人表示不和周朝的统治者合作,在首阳山采薇(一种俗名野豌豆的植物,其嫩叶可食),最后饿死。伯夷、叔齐在古代典籍中一直被当作有政治气节,特别是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个人反抗的代表者——宁肯饿死而不投降和妥协(这种看法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当另作别论)。所以李唐画这两个古代传说中人物的形象,是借以反对当时在异族侵略的面前投降或屈服,并表达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其中正面的抱膝而坐,静听另一人讲话的人,其面部的坚定平静的表情,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坚强、刚韧,也表现了在艰苦生活中坚持的毅力。这一个表情充满了内心精神的紧张,是古代绘画中成功的创造。 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描绘晋文公(重耳)被他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最后回国即位的故事,代表了李唐前期的绘画风格。
总之,李唐这些历史故事画说明李唐是一个爱国的画家。历史题材是用来阐明尖锐的政治主题的。
现在传为李唐的《灸艾图》描写了落后的中古农村生活中的苦难。乡村医生为背上生疮的人开刀,画家生动地描绘了处于这一具体情况中的人的神态,尤其对于人的面部表情作了非常细腻的刻画,都为人物画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成就提出了具体例证。
李唐画牛也是很有名的,代表着当时一定的绘画风尚。
在他的山水画作品中,下面的例子能说明他的艺术特色。 《万壑松风图》(作于北宋末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描写深山中幽僻的崖谷间的奔跃的泉水和郁茂的松林,近逼眉睫的山石树木在他的有力的笔触下造成湿重的空气扑面而来的强烈印象。从这一意境的创造,可以看出,是经过删节剪裁,舍弃了某些与主题缺乏直接联系的自然现象(例如季节、时间、气候等等),也舍弃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其他细节,而发挥了集中表现的有力效果。这是比郭熙所提倡的具体描写更进了一步。郭熙提倡的是以极大的注意力观察自然风物的变化及其特殊情况的具体性,李唐以来的绘画在自然风物的变化及其特殊情况中作了提炼的工作,走向要表现艺术的真实的更深入的目标。
李唐描写树枝低垂,寒风怒号的《雪景》的景象也是这种追求单纯有力的表现的一例。此外在李唐山水画作品中,比较有名的还有《江山小景图》和《烟岚萧寺图》。
称为李唐所作的《清溪渔隐图》成功地表现了溽暑的天气,浓密树荫中溪水和潮湿的土地,显出清爽幽静的感觉。
比李唐晚出的李嵩,在山水画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三幅称为李嵩所作的山水小幅,也可以看出南宋画家在创造意境方面的成功:
《巴船下峡图》通过两艘船和船夫们的形象,具体生动地描写了人和自然界搏斗的紧张,歌颂了人战胜天险的意志和力量。一幅小画却有无限生机。《仙山瑶涛图》描写波涛的回旋汹涌,特别能显示出人们的豪兴。《春江泛棹图》中,从枝上开满梅朵的树巅望见浮在荡漾的春水上面平稳的小舟,是充满愉快的情绪的出游。 同是以水和船为描写对象,而能表现出多种不同情调的作品,除此以外,还可以举出宋人《柳阁风帆图》(柳林外顺风扬帆的航船)和《风雨归舟图》(在突然袭来的暴风雨中,为了拢岸而挣扎的渔舟)。
这些画幅表现了多种多样的生活的情感,不是颓废的、消沉的、悲观的,而是健康的、优美的。山水画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在这里也得到了说明。 附带应该加以介绍的是又一个南渡的北宋画家:朱锐。他的地位不及李唐突出,以擅长画北方的雪景盘车知名。他所熟悉的此一题材可以在现存的《盘车图》中见到。所谓的朱锐《盘车图》描写了牛车正在涉过山涧多石的河滩。过河以后又要驱车上行盘曲的山路。这些,对于牛和赶车的人都是艰苦的劳动过程。但在困难克服以后,山半腰有酒家茶馆供旅客歇息。——这幅画是和《巴船下峡图》同样,在山水画中以劳动作为主题(是早期山水画行旅主题的提高),表现了人们同大自然界艰苦而紧张的斗争。
李唐、朱锐等南渡的山水画家是南宋山水画的开始。
三、马远和马麟
南宋山水画家中,最主要的是南宋后半期的马远和夏珪两家。他们和李唐、刘松年,四个人在过去被认为是所谓南宋“院体”的代表。马远和夏珪在当时和后世都曾有广泛的影响。
马远是绘画艺术的世家。他的远祖马贲,本为“佛像马家”之后,以擅长写生驰名于元祐绍圣年间(公元十一世纪末)。他曾画百雁、百猿、百马、百牛、百羊、百鹿等图,可见是善于观察禽兽的生活动态的能手。马远的祖父马兴祖,绍兴年间为画院待诏,并善于鉴别名迹。伯父马公显,父亲马世荣,兄马逵都是有地位的画院画家,他们的专长都是花鸟。
马远的活动主要的是在光宗赵惇、宁宗赵扩时期(公元一一九○——一二二四年),以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独步画院”。他的作品上时常有赵扩或皇后杨氏的题字。
《踏歌图》描写农民的歌舞欢娱的活动,有歌者,有舞者,有观者,神态生动。画家是用一种有兴趣的态度对待为贵族们所不齿的“村野粗俗”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的。这幅画上的上半部出现代表着帝王都城的建筑物,目的是要说明,如画上那四句皇帝的题诗中所说的,欢乐是由于丰年,而丰年是由于皇宋的统治。但画面上下两部分缺少构图上有机的联系,使我们看出,以擅长巧妙构图出名的画家马远,在这两个思想之间,丧失了他的技巧。 《远山柳岸图》显示了马远的卓越的构图技巧。隐隐出现在烟雾水气中的远山和层层村落树木组成了背景,在如此背景之前,两株柳树集中地传达出暮秋季节的萧瑟的气氛。柳树的形象表现了挺秀的姿态之美,并且有秋风中零落的特点;而且在画面上占了起控制的作用的位置,秋柳的形象和布局产生了最大的艺术效果。
《寒江独钓图》是另一幅可以说明马远的构图技巧的最成功的范例。一叶扁舟飘浮在水上,四周的空白,不着一笔,却有力地描写了江面上空旷渺漠。这幅画在构图技巧方面的创造性使画家进入古代著有功绩的艺术匠师的行列。
《竹涧焚香图》(旧题马远作品)利用了蒙蒙雾气删减掉一切不必要的枝节,使主题的细节突出。这一幅画是描写士大夫们的悠闲生活,特别是描写了他们的内心生活。疏竹和潺潺流水形成的幽静环境中,一个人焚香默坐。这些可视的因素说明了他的内心的宁静。《深堂琴趣图》敏锐地表现了音乐的情调和士大夫的内心生活的作品。这一通过环境描写以间接的描写士大夫生活的方法在马远的作品中很常见,是南宋时代开始流行的表现方法。
《梅石溪凫图》描写了野凫在幽僻的崖涧下活泼的追逐着,是一幅美丽的花鸟画,可见马远的家庭传统的新面貌。由马远画的《白蔷薇图》,可知他也擅长纤美精细的一体。
《水图》十二幅描写状态不同,甚至不同光线照射下的各种水势,充分显示出古代优秀画家提炼形象的能力。
马远的儿子马麟,也是有名的画家。
马麟的《夕阳山水图》画了黄昏时候水上翻飞的四只燕子。《层叠冰绡图》特别选择了梅枝的疏影横斜的姿势,加以表现。这两幅图画可以说明画家对于有抒情作用的事物的具体形象的敏锐的感受能力;也说明以马远为代表的一部分南宋画家在创造艺术的意境时的高度技巧。马麟的《观瀑图》用有力粗犷的笔触表现了景色,画风与《层叠冰绡图》的工致纤丽完全不同,由此可见他的丰富才能。
四、夏 珪
夏珪,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画家,但他的生平如一般画院画家一样,材料很少。他是钱塘人,他的儿子夏森也是画家。夏珪和马远同时为画院待诏,同为南宋的主要山水画家。他在构图上和用笔用墨的方法上与马远相似,可能运用更多水分,以致被称为“墨汁淋漓”。他传世的作品中有不少长卷大幅。
《山水四段图》是有代表性的夏珪作品。原作十二段,现在只残存四段。每一段是自成片段的,用江面空阔的画面空白给连续起来。所描写的是城郭附近黄昏时节,富有诗意的优美的江上风光:“遥山书雁、烟村归渡、渔笛清幽、烟堤晚泊”。
《山水小景图》用简单的笔法画出了在风中的披拂的树和扬帆的船。《江头泊舟图》描写了荒寒的渔村,《江城图》表现了隔岸望见的江边小城。《西湖柳艇图》描写蓊郁的柳荫和临河的屋舍。这几幅画都是以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平凡的风景为对象。在这些平凡的风物中,发掘出其中的诗意。
《溪山清远图》和《江山佳胜图》也显然是在展开这样一些平凡而清丽动人的景物:河上的竹桥、水滨的河屋、路旁的松树,远远的船帆,等等。丝毫不引起人的惊奇,然而有无穷的魅力。
马远、夏珪的构图技巧对南宋后期的人物画及花鸟方面也产生了影响。如无名氏的《八高僧故实图》形象和构图部有成功的创造,其中有的画幅宣传了朴素平凡的劳动日常生活,有很简明有力的构图。张茂的《双鸳鸯图》善于利用空白表现鸳鸯四周宽阔的水面,使优美的主题得到成功的表现。
五、梁楷和法常的水墨画
梁楷的“减笔”和法常的水墨画,是马远、夏珪以来水墨技法的新发展。
梁楷的有名作品是《李白行吟图》,用极简洁的几笔勾出了诗人李白的性格特点,而成为绘画史上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他的《六祖截竹图》、《六祖撕经图》虽以禅宗的著名的和尚为题,实际上是平凡的劳动生活描写。特别是斫竹一幅最有风趣。
僧法常(又名牧溪)的作品在南宋时代曾和其他画家的一些水墨画作品流传于日本。他的作品中,如:《老松八哥》、《柿图》等,都是以简洁的笔墨收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
六、马、夏的艺术成就
马远、夏珪的山水画的艺术,上面谈到的为数不多的几幅作品已经可以从各个方面说明其创造的意义。他们的山水画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然而有相类似的特点,一望可见,是画面上留下了大片空白。这些空白,都能完成一定的艺术表现的目的,如此形成的他的构图法是巧妙的。对于他的构图方法,过去曾就其表面的特点,称之为“边角之景”,或者称为“马一角”或“夏半边”。有人把马远的“边角之景”说成是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的反映。这样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画面上的事物的多少、繁简,只能认为是根据了表现的需要,把画面上的繁简说成为政治疆域范围大小的反映是附会的解释。
马远、夏珪一派的构图在表达主题的作用上是简洁有力的,有艺术完整性,不能说是残缺、不完全。要完善地运用这样的构图,首先是对于生活,对于所要加以表现的对象的深刻了解。要正确的选择细节或具体的姿态。如《远山柳岸图》中的柳树、《竹涧焚香图》中的细弱的竹枝、《夕阳山水图》中的燕子,等等,这些细节集中地强烈地传达出一定情景的感情力量。所以马远一派的构图法的成功,基础在于生活的知识。
在描绘山石的技术上,马远、夏珪一派所用的水墨渲擦的皴法被称为“大斧劈法”,在提炼形象时,效果简单明确,轻重分明,是古代绘画水墨技法的重大发展。
马、夏的艺术代表中国绘画艺术在技巧上的重要发展:表现的内容追求极度的完整与单纯,表现手法上追求极度的精炼有力。在一定的题材内容的限制下,他们创造了为后世所不断仿效的艺术表现的方法。
他们的构图法和水墨技法在表达主题和提炼形象上都有卓越的成就。由于他们的高度的表现技巧和深刻的感情产生了他们的风格。
他们作品的题材和内容,特别是思想感情的表现有时代的局限性。
第七节 元代的绘画
一、元代的人物画
在蒙元统治下,绘画艺术受到打击。聚集了很多画家的南宋画院瓦解了。元代的一部分知名的画家可能与南宋画院有关,如王振鹏、陈鉴如、吴垕、孙君泽等都是杭州人,前二人工人物及写真,后二人工马夏山水,他们的籍贯和特长都足以说明他们的艺术的渊源。但大多数画院画家下落不明。出家为道士的也有,如景定年间的待诏宋汝志。
元代,南北各地有若干作品流传下来。元代人物画的材料不够丰富,但可以看出有一些画家仍在努力工作着,并获得成绩。
张渥的《九歌图》描绘了屈原的诗篇的神灵们的形象,自然而且生动。他另一单幅《湘君湘夫人图》藉两名年轻妇女的优美形象表达出寂寞心情,在细致地表现诗歌的情感上获得了成功。
王振鹏和他的学生朱玉也是长于插图,他们曾画佛经引首,佛经引首在古代版画中有重要地位。王振鹏的《鬼子母揭钵图》可以看出他的才能。五百鬼子之母的一个鬼子被佛用法力罩在钵下,众鬼子前往搭救。此图中描写了被置于“邪魔”的地位的鬼子们的不驯服和反抗,虽然经过了歪曲,却异常夸张地描写了他们的力量。王振鹏更擅长以表现贵族生活为题材的界画,据说他画中的建筑物都是根据了南宋修内司的法式,认真地加以描绘的。 另一幅佚名画家的《归去来辞图》,描写一个人回到他的朴素简陋的住居时的刹那,家人和犬都热烈地飞奔出来迎接他的即将拢岸的小船。明确的主题得到集中地表现。陶渊明原诗中的回到朴素的,与劳动生活相接近的生活中去的思想和对于统治者的政治的反感结合起来,在元代是有现实主义的意义。
另一幅佚名画家的《桓野王图》表现了细腻的感情。画中是一个把笛子斜插在腰带上(因此而这幅画被认为是描写晋代的名笛手桓野王),意态从容闲适,在剔指甲,这幅画在内容上虽不是很有意义,但抓住了动作加以描绘,艺术表现上是成功的。
元代的道教画,特别是神仙像,显著地流行。道教题材在艺术的各领域:戏曲、雕塑、壁画中普遍出现,是因为北方沦陷于金人统治下,新兴的道教成为某些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出路。新兴的道教随着时间的演变,其反抗性和妥协性更复杂的交织起来了。元代的道教神仙像的画家中,颜辉是很有名的一个,他画的铁拐仙、刘海蟾等都是在褴褛的外表中描写了不平凡的性格和巨大的精神容量。 元代的肖像画家名家很多。刘贯道是一时名手,他能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与山水。此外如叶可观、叶清支父子及礼霍孙等都和刘贯道一样因画皇帝的肖像而被重视。他们的肖像作品虽不存在,而现存的元代帝后的肖像,可以看出,是以性格表现为目的的。 元代有名的肖像画家王绎的著作《写像秘诀》有重要价值。其中提出了肖像画的要求是追求人的“真性情”,而要在“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求之,要能作到“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反对“……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传写”的方法。此外,他还举出了观察和落笔的从大处开始的正确顺序和四十五种配色的方法,都值得进行科学的整理。
以上所举的例子,其现实性,不可避免地会因不是直接描写现实生活,而有所减弱,但在元代的绘画作品中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从一些着重内容的表现及真实的形象刻画的代表作品,可以看出元代的绘画一部分面貌。
二、钱选等花鸟画家
钱选(字舜举),在元代的画家中间有特殊地位,他代表一部分遭到亡国痛苦的士大夫画家。他最擅长的是花草蔬果等平凡的题材,画风与他同时的画院画家不同,以色彩的渲染为主,更接近北宋时代的风格,他的人物画多是历史人物,而且着重描绘陶潜及竹林七贤。而他的山水画则以山居、桃源为多。这一些都说明,钱舜举的绘画是联系着自己的生活理想的。
宋末的士大夫寄情于书画,画水仙的赵子固、画兰花的郑思肖和画鬼和马的龚开,他们把爱国主义的思想用曲折隐晦的方式和绘画形象联系起来,作为一种表现思想的方式,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应该予以重视。 画竹和梅,应该是花鸟画的部分,但从宋朝已逐渐独立发展,成为士大夫们自我标榜的譬喻。
元代画竹的重要画家有李衎,编有《竹谱》一书,详细地记述了他的观察所得和他体会出来的真实描绘的方法。基本精神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
元代画梅的名手,王冕是享有一定的声誉的。他的作品能表现出生机勃露的梅花姿态,极富朝气。具备同样特点的还有邹复雷的作品。他们描写的梅都表现了健康的思想。
三、赵孟頫
赵孟頫(公元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元代最显赫的画家,也是在当时、并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画家。
他是赵宋一个没落贵族,后来与元朝合作。赵孟頫等二十余人是至元二十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第一批被征召,其后,屡次征召江南士大夫,也有通过赵孟頫而求得利禄职位的。赵孟頫受到元代皇帝的宠爱,“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官至翰林学士,艺术上成为元代文人画的领袖人物。
赵孟頫的才华也表现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但最受推崇的是他的绘画。他擅长画鞍马人物山水竹石,他的鞍马人物,就现在所见到的,在画法上是工整着色的方法,例如有名的《秋郊饮马图》画了马的多种动态,造型坚实,在构图上疏密的布置能收到表达主题的效果,还不失传统的旧规范。他的山水竹石,多是用了简率的水墨法,富于笔墨趣味。例如他著名的《秀石疏林图》线纹的熟练活泼和另一著名作品《鹊华秋色图》画面上的稚拙的风致为后人推崇。
他的主张可以归结为最基本的两点:标榜复古和提倡笔墨的书法趣味。
他提出绘画艺术的标准不是作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古意”。向古人学习不是学习古人怎样观察生活与表现生活,而是模仿其“古意”的“笔墨”。他曾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失,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此外,他还有一段话:“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这里,他坦率地承认他反对宋代的绘画传统,特别是宋代绘画的主导——画院。 赵孟頫提倡笔墨的书法趣味。他在《秀石疏林图》后面的自题诗很有名:“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这里他再三强调的不是形象的真实与笔墨的关系,而是孤立地谈绘画笔墨与书法一致性。笔墨趣味不应一概地加以反对的,但如果离开了艺术是形象的反映生活的原则来谈笔墨趣味,其真正含意就是取消作品的内容,或置作品内容于次要地位,也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 赵孟頫的鞍马人物画的复古风气影响到他的儿子赵雍和朋友任仁发。
任仁发(公元一二五四——一三二七年)字子明,号月山,松江人,是元代水利学家,艺术上能从古代绘画中推陈出新,有一定程度的自己创造,在元代是一个较重要的画家。他的《二马图》画一匹肥马、一匹瘦马,在题诗中说明是对于贪官污吏的讽刺。他的《张果见明皇图》生动地描写了张果以法术吸引人们的兴趣的情景。 王渊是优秀的花鸟画家,也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据说他得到赵孟頫的亲自的指教,所以他的画“皆师古人,无一笔院体”。他的富丽的装饰风格和描绘技术很引起重视。
赵孟頫的鞍马人物远不如他的山水竹石的影响范围之大。一些有名的元代士大夫山水画家都是和他有关系的:高克恭、曹知白、商琦、唐棣、朱德润、陈琳、崔彦辅、王蒙、黄公望。因而造成元代后期士大夫山水画的发展,所谓“元四大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画家。
四、元四大家
“元四大家”在明代中叶被认为是:赵孟頫、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明末董其昌等认为赵孟頫应有更高的位置,而替换上了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其他别号很多)。他们都是明清以来山水画家心目中的旗帜。
黄公望(公元一二六九——一三五四年),常熟人。最初曾经随了元朝在浙西的统治者作小官,黄公望曾两次下狱,几乎丧命。出狱以后,改名“一峰”,作了道士,并且开始画画,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岁左右。初隐居在杭州,最后住在浙江富春。
倪瓒(公元一三○一——一三七四年),无锡人,富于田产,在刘福通、朱元璋先后起义的时候变卖了家产,遁入太湖避乱,过飘游江湖的生活。太湖流域为张士诚占领以后,倪瓒对他保持反对的态度。他的作品上一直是写元朝的年号,在明朝政权建立以后,元政权已经倾覆,倪瓒在作品上只写干支纪年,不写年号,明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吴宽曾指出这是倪瓒拒绝承认朱元璋的新政权,是有政治的用心的。
吴镇(公元一二八○——一三五四年),嘉兴人。博学多识,隐居乡里,在杭州卖卜为生。王蒙(公元一三○八——一三八五年),湖州人。是赵孟頫的外孙,明初因胡惟庸案牵连在内,死于狱中。
他们的山水画作品取材是比较狭窄的,只限于某一些自然景象。此外,例如吴镇和倪瓒的竹也很有名。在描写这些事物时,表现出他们对于对象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观察的。传说黄公望出门时常带着笔墨,遇到好景物就加以摹写。过去有的书上指出,黄公望画的是虞山风景和富春江上风景。倪瓒画的是太湖水滨的风景。所以他们的作品中的形象是以现实为根据的。
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图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理想和情感,在画幅上的题字和题诗也帮助说明了他们之具有这样的目的。题诗的办法是从元朝开始流行的。他们的作品往往自命是描写某一可游可居的生活环境。例如:黄公望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芝兰室图》,王蒙《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南村真逸图》、《听雨楼图》、《夏日山居图》,倪瓒有《渔庄秋霁图》、《师子林图》、《雅宜山斋图》、《江岸望山图》,等等。他们采用的不是直接描绘人的生活的方法,而是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法,描绘一定的优美环境以衬托出居住其中或悠然观赏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他们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主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消极、淡泊、逃避的态度。
他们在绘画史上获得了地位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在笔墨技法上获得成就。例如黄公望初创浅绛着色的方法和袭自董源巨然的称为“披麻皴”的水墨皴法,倪瓒的侧锋乾笔的皴法,王蒙的“解索皴”和用淡墨勾染、焦墨皴擦的画法,吴镇的浓厚的笔墨,都是企图用极简单的方法表现空气、阳光、远近等复杂条件下的山石树木的形质神貌,同时又要具有各自表现效果和个人的风格,如黄子久曾被称为“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苍莽中转见媚妍,纤细而气溢其间,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学者罕窥其津涉也”(清王时敏《西庐画跋》)。倪瓒被称为“幽淡简劲”,吴镇被认为“笔力雄劲。墨气沈厚”(清·恽格《南田画跋》)。王蒙的画是“望之郁然深秀”(清·钱杜《松壶画忆》)——这种笔墨的效果和风格是赵孟頫以来的元朝画家开始有意地追求的,他们有一定的成功。后来画家对他们的赞叹可以用清代画家恽格的几句话作为代表:“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飞花,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横波微盼,光彩四射,观者神惊意丧,不知其所以然也。”恽格的话也正是指出笔墨和风格,是强求、模仿不得的。
和元四大家同时的还有另一些画家如:朱德润、陈惟允、马琬、徐贲、陆广、盛懋、赵原等,并且也产生了顾瑛、杨维桢等一些诗人和收藏家。他们的交游和社会地位对于传播他们的名声起了很大的作用。
倪瓒的绘画见解见于其两段著名的言论: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黄公望有一篇《山水诀》的短文,从形式上讲笔墨、构图。例如第一节讲山水画的总的要求:
“山水之法,在乎随机应变,先记皴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
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完全不顾客观对象的,例如倪瓒的墨竹仍是既有真实感也很疏朗有致,富于艺术的效果的,讲究“逸气”。赵孟頫和黄、王、倪、吴等人的这种艺术观点,对明清以后的绘画创作影响很大。
第八节 宋辽金元的建筑及壁画雕塑艺术遗迹
一、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上和造型上的几个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积累了丰富而成熟的经验。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产生了自己的多样的建筑类型:单层或多层的殿、堂、楼、阁、轩、榭、廊、亭、台,以及苑囿、坛庙、陵墓、桥梁、牌楼等等;也产生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建筑造型和装饰的实践的经验和法则。在建筑材料方面,表现了对于多种多样材料的熟稔的知识和营造的丰富与巧妙。
中国古代建筑在样式上具有若干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实际上是建筑艺术造型技巧的具体运用。
(一)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置上是以院落为单位的。一个主要建筑物“正房”和“侧座”,以及“回廊”、“耳房”等附属建筑物组成的院落,作为一组完整的建筑群是生活活动的场所,也统一地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形象。
此一建筑群在组合时追求两个形式上的原则。一个在布局上主要建筑物的中线为轴线,而取得全建筑群左右均衡对称:一是以主要建筑物的高度为准,取得各建筑物高低起伏变化,表现了一定韵律节奏的连续性。
中国古代建筑所追求的左右均衡对称和表现一定韵律节奏的连续性,也运用以组成更大的建筑群体,例如:包括很多院落的大宅第、宫殿、寺观,以至整个城市。这种形式适应着宗法的家族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思想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适应新社会的新需要,加以改造,创造性的加以利用。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家创造这种形式,是以突出建筑创作的主题所在的主要建筑物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产生最大的艺术力量,每个时代,各不同地域的优秀匠师的积累无数的具体的造型手法,包括尺度、比例的具体规定。
(二)每一个别的建筑物,一般地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屋顶、屋身,和台基。这三部分虽都是为了构造上的需要,也以鲜明的形象满足审美的要求。
屋顶、屋身和台基的庞大体积造成雄伟壮丽的印象,在古代,是直接为了夸耀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威风”的。所以,审美的要求不能不是服从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政治要求的。
现实主义的建筑以时代的进步为准绳,也要以建筑材料结构的物质条件为依据。——屋顶、屋身、台基三部分的组合和形象性是和中国古代建筑长时期应用木材构成的“框架结构”这一事实分不开的。
“框架结构”:屋身部分是以木材作立柱和横梁,成为一付梁架。每一付梁架有两根立柱和两层以上的横梁。每两付梁架之间用枋、檩之类的横木牵搭起来,就成了“间”的主要构架,以承托上面的重量。
梁架上的梁是多层的:上一层的梁总比下一层短;两层之间的矮柱,按照传统的办法,总是逐渐加高,而称为“举架”。屋顶的坡度随举架高低的比例而变化。
屋顶有实用的目的,便于雨水下流。为了同一目的,房屋前面有“出檐”。
在结构上,由柱头挑出以承托“出檐”的重量的,时常利用“斗栱”的结构在一付梁架上,在立柱和横柱梁交接处,在往头上加上一层:逐渐挑出的称作“栱”的弓形短木,两层栱之间用称作“斗”的斗形方木块垫着。这种用栱和斗结合构成的单位叫做“斗栱”,它是用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以减少梁的折断的可能性。斗栱是中国古代建筑结构中的最有特色的部分,也集中了古代匠师为了解决材料性能限制所表现的创造力。
由于框架结构的方法,建筑物的两柱之间的墙壁不负重,门窗的位置和大小都可以自由处理。
我们可以看见,由框架结构而派生的种种:随着举架而生的屋顶坡度,为了减少剪力而生的斗栱,因不负重而生的门窗的自由处理等等,都在建筑物的艺术形象的构成上成为决定性的部分。
中国古代建筑物之为屋顶,屋身和台基三部分,说明下面这样的科学原理在古代的现实主义的建筑艺术中已被注意到了:建筑材料和结构等技术的特点是建筑艺术创造的物质条件,把建筑艺术与工程技术在所有的环节上联系起来。
(三)中国建筑的装饰加工也没有完全离开这一科学原理。
中国建筑的装饰是丰富的,但华丽精细的装饰与完整的壮观的造型是统一的。得到这种统一是与所采取的装饰方法有关的,装饰的部位往往都是处于构件交接的部分,例如:房脊、柱头、栏杆、门环,等等都是结构上的关节。所以,很多平面的边缘,特别是角隅,也是集中地突出地进行装饰加工的部分。这样造成了繁而不乱,统一的艺术效果。
在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中,作为附属的艺术:壁画和雕塑也都出现在为了表现统一的目的所要求的位置上。
所以,一切建筑装饰都是为了达到加强艺术表现的目的,而不是分散的目的。
古代建筑艺术中为了满足那一社会条件下群众的要求,过分追求华丽效果和大量的装饰的趋势是封建时代发展的特点。但装饰的方法,纹样的母题和处理,色调的配合等都深刻地表现人民的艺术才能,是我国装饰艺术的宝藏的重要部分。
举出以上三点,旨在指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适用与营造的基础上,按照时代要求,追求完美的建筑形象所获得的丰富经验和实践法则,初步可以总括为这三个方面。其进一步的具体内容有待专门的科学的分析。
二、宋代以前建筑遗存举例
宋代以前的地面建筑遗存是比较稀少的,然而是重要的(地面下的墓室建筑则很多)。从远古到唐代数千年间的建筑艺术的发展是以这些遗存和残迹联系着文字、图像的记录而得到了认识的。
详细地叙述这些古代建筑遗存的重要性及古代建筑艺术的全面发展,不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现在只想单独举出三座古代建筑的完整的巨作。它们峙立已千年以上,有别于一般的残迹,而具有格外珍贵的价值。这三座建筑物尚不足以说明古代建筑的巨大规模和辉煌成就,但足以代表古代匠师的不朽的业绩。
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建于公元五二○年)是现存最早一座地上砖造建筑(地下的砖造建筑有汉代的墓室)。在十二角形平面的塔身上叠十五层密檐,高达四十米,全塔的轮廓是柔和的曲线。它是一千四百余年前的富于匠心的创造,因为它作为一座塔,已经离开印度式的“■堵婆”的形式,也与早期佛塔的因袭汉代重楼的样式不同,而是从民族生活中产生的新的建筑类型,它表现了古代匠师对于砖料性能的深刻的理解。佛塔本是佛教徒崇拜的对象,但他出现在山林胜景中间,作为美丽的点缀、民族风光的风景的重要因素,久已成为人民群众所熟悉、所欣赏的;民间口头文学中也可见对于人民自己创造的此一建筑类型的优美形象的赞美。嵩岳寺塔是肇始者。
河北赵县安济桥,是隋朝的匠师李春留在民族文化史上的光辉成就。这座桥的伟大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巧妙的结构上:它的单孔券净跨三七·四七米,是古代跨度最大的券,并且在券两端各具两小券,这种“空撞券”的结构,欧洲技术界在二十世纪初才知道。那一俊美劲健的桥身是古代人民用以征服自然障碍的发明,是巧妙的结构方法的体现,也是古代建筑在艺术造型上的创造。
陕西西安的大雁塔(初建于公元六五二年,现塔为公元七○四年改建)是唐代伟大旅行家玄奘去印度求法归来的壮举的纪念碑。塔的平面是正方形,层层上叠共七层,计六十余米。造型朴素单纯给人以庄重而坚实的印象。大雁塔的纪念性的意义更在于:塔上可以登临眺望开阔的景色,从唐朝起就成为群众活动的中心和诗人们歌咏的对象。杜甫、岑参、高适等唐朝诗人曾结伴同游,并赋诗。大雁塔带给人们以对于生活的广阔的眼界和感情,成为古代建筑物中最能引起文学和历史的联想的一个重要实例,在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有永久的地位。
这三座建筑产生的年代,也正是很多巨大的建筑活动出现的年代,虽然现在只是单独地谈到,但它们之能够反映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人民群众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它们之达到那一时代的最高技术水平,是可以作为那一时代的典型建筑物理解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建筑物是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日益丰富起来的。
三、唐、宋、辽、金、元重要木构建筑
现存早期的重要木构建筑物在阐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发展上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前面所谈到过的,中国古代建筑物普遍流行的营造方法是用木材造成的框架结构。木材结构的发展与进步的研究,就是中国建筑艺术和技术科学的中心课题。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的遗迹和文字的及图像的材料推断,可以确定在殷、周、秦、汉各代木构建筑物都占主要的地位。但完整的实例只有唐代末年以来的若干寺庙的组成建筑群或单独的殿堂被保存下来。至今为止,唐、五代、宋、辽、金的重要木构建筑物已知为四十二座,有肯定年代的共二十二座,这些古建筑物大多数在河北和山西。而山西最多,共十九座(其中十二座有肯定的年代)。除山西省以外长江以南各地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建筑物。在已发表了较完整的调查材料的古建筑中,山西五台佛光寺、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太原晋祠、朔县崇福寺、河北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等都是成组的古建群,并保存着原有的平面布局。
元代的木构建筑物最重要的,例如:定兴的慈云阁、河北正定的阳和楼、曲阳北岳庙的德宁殿、安平的圣姑庙和山西赵城的广胜寺、稷山青龙寺,都沿袭宋代的传统风格。
这些木构建筑物具备各种形式。例如:屋顶的样式有庑殿、歇山、悬山等。建筑物平面有长方(一般殿堂)、正方(太原晋祠圣母殿,而且四周有回廊)等。建筑类型有殿堂、楼阁、塔和桥。
殿堂建筑中以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的大殿首先引起注意。这是解放以后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座木构建筑物。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七八二年),是唐代会昌废佛时候遗漏未拆毁的。殿面积不大,进深具三间的歇山顶小殿,殿内并保存有经后代重修过的唐代塑像十七尊。
在造型上获得更大的成功的殿堂是列为第二座最早的木构建筑物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殿广七间、深四间,单檐四注庑殿顶。“侧角”(角柱的柱头微侧向内)及“生起”(角柱增高)都很显著,而产生稳定及纠正视差的效果。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在风格上是唐代建筑的典型代表,给人以简洁、宏大庄严的感觉。
佛光寺大殿内的雕塑,除了佛和菩萨等三十余躯像在重新装銮后仍保持唐代样式外,最重要的是两座侍坐供养者像。一是女弟子施主宁公遇,面型丰满,是唐代贵族妇女的理想的体态。一是沙门愿诚,表情冷寂清苦。二像都有高度的真实感。
大殿内槽拱眼内并有壁画,为佛及菩萨等小像,有唐代原作,也有宋代的补绘。 木构的多层建筑物特别表现了古代匠师的智慧。作为楼阁的重要实例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