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宋太祖）在公元九六○年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

北宋的工商业很发达。政府掌握了金、银、铜、铁等矿业的开采。造船技术很进步，能制十桅十帆，可搭乘四五百人，载重三十万斤，有隔水仓的大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印刷术已非常普遍，开始有了活字版印刷。政府和民间的丝织及陶瓷每年都有巨额的产量，并开拓了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商业繁盛的结果，大城市更兴盛起来，并且数目也增多了。特别是南宋到元朝，海外贸易的商港，如广州、泉州。商税是北宋和南宋政府的最大一种收入，宋神宗时全国商税每年一千万贯，光开封一处就可收入五十五万贯。货币流通需要量很大，金银普遍被当作了货币，并已开始发行纸币。宋代是封建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对外关系上，北宋和南宋都是经常软弱无力的。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夏国。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宋神宗赵顼和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陆续实行，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后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契丹背后新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

康王赵构逃到南方，以杭州为都城建立南宋政权，他和秦桧反对抗金，对金屈膝求和，华北各地人民自己组织的义军和骁勇善战的爱国的军队共同进行的坚强抵抗遏止了金兵的攻势，岳飞就是抗金中的杰出的爱国将领代表。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兵在采石之败是南北对峙稳定局面的开始。

江南地区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兴修水利，进行大规模的筑堤，并盛行圩田，大大扩大了耕地面积。但是这些改进的同时，土地兼并也在急速进行。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勃然兴起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力量。在几十年里，成吉思汗象暴风一般席卷欧亚两洲，公元一二七六年，南宋都城临安也陷落。

北方沦陷后，在辽金统治下，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农业和工商业显著的倒退，许多手工业工人沦于工奴的地位。欧亚之间，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大为畅通。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其中有很多技艺人材，他们都起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始终未停止过。初期反元的暴动和起义，虽广泛然而分散，地区多在江南。但经过长期斗争，起义日渐扩大，并日益向北方发展。到公元一三五一年便汇合而形成以红巾军为主导的大起义，而导致元朝统治的被推翻。

宋代统治的三百年之间，科学技术有巨大的进步，并出现系统的科学著作，例如建筑学的《营造法式》，药物学的《本草》，兵器制造学的《武经总要》等。

道教在宋代得到发展，并最后形成其诡异的庞杂的体系。北宋时期，从宋太宗赵匡义到徽宗赵佶，不断兴修道观，大事靡费。在南宋时期，道教流行于北方，并出现各种教派。这些新教派当时是反抗金人统治的一种组织；然而演变到元朝，则已变成统治者的工具。佛教自唐代开始的禅宗，成为最大的教派。禅宗特别着重内心的修善，提倡恬静朴素的生活和神秘的直觉。禅宗思想影响儒家哲学的结果产生了宋代的理学。理学是儒家思想进一步的玄学化。理学的大师，如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及其流派彼此之间因看法的分歧而相互怀有极深的成见，但其唯心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理学的发展顺应了统治阶级巩固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的需要。

在宋朝，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反映当时由商人要求的比较进步的功利主义思想（南宋的叶适、陈亮）和反映农民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的农村公社思想（北宋康与之，南宋邓牧）。

宋代文学中以“词”最为发达。有很多著名的词人和为人传诵的篇章，其中有缠绵悱恻的抒情小令，也有慷慨雄壮的或情致委婉的慢调，表现情感的范围比五代的词曲又有了扩大，宋元时代是戏曲小说发展的重要阶级。北宋时期开始在金朝中都（今北京）发展起来的“诸宫调”和“杂剧”、“散套小令”，在南宋的临安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在永嘉一带兴起的“南戏”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这些文学作品已不只是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开拓为平民（商人、差吏、兵士、城市手工业者等）服务。

宋代美术中，宗教美术仍占一定的数量。文献记载依照帝王的要求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道观，如：上清太平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箓宫等，这些宫观中皆有当时名手从事绘画、雕塑的工作。现存的宋、辽、金、元的建筑实例较前代丰富，其中有些尚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以具体说明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这些建筑物中也多有壁画和塑像，其中一部分还是未经重修的原状。辽、金地区及元代寺庙中的雕塑（泥塑或木雕）遗存对于了解古代雕塑有重大的价值。

宋代美术，由于继续了唐五代的风气，世俗的美术脱离了宗教的羁绊，而得到独立的发展。绘画的卷轴形式在宋代大大盛行起来。这些卷轴画中有一部分是由屏风及纨扇的装饰演变而来。宋代绘画活动的中心是皇家的画院，由于绘画已经成为一种手工业行业，市场的需要也刺激了绘画艺术的繁荣。

宋元时期的绘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北宋初约一百年中，保持着五代的传统，花鸟画遵守黄筌的程式，山水画是传李成、范宽的衣钵。②熙宁元丰年间（公元一○六八—一一○○年）由于花鸟画家崔白和山水画家郭熙的出现而有了显著的新变化，由于扩大了表现范围，宋代的绘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时的画论著作（《林泉高致》和《图画见闻志》）中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创作实践上的新要求。③徽宗赵佶到南宋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公元一一○一—一一八九年）是宫廷画院最活跃的时候，画家众多，在表现技巧上力求精能。④南宋的大部分是李唐、刘松年和马远、夏圭画风起支配作用的时期。⑤元朝的统治时期的绘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水墨山水的发展，特别是在笔墨技法上注重表现效果和绘画思想上轻视生活内容的倾向，元代的这一部分绘画造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大转变。

宋代的工艺美术，正如当时各种手工业一样，在技术上和艺术上普遍的有所提高。而特别有突出的成就的是陶瓷工艺。宋元陶瓷的产地遍布各地，宋元陶瓷的优雅风格是世界工艺史上杰出的典型。
 

第二节 北宋前中期的绘画

一、宋初“翰林图画院”的设立

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

在社会中，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以后，一次出售。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作“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与社会群众建立联系。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绘画就象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趣味，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画院的制度与一般工匠不同，绘画的工匠属于“八作司”（例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工匠们的报酬叫“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叫“俸值”。然而和一般士大夫也还不同。一般士大夫可以去作地方官，画院画家就没有资格。升级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服饰上（成为宋代一个多次讨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虽能象文官一样，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但不能象同等级的文官一样“佩鱼”（金质和银的鱼形装饰）。宋代画院画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宋徽宗赵佶时期，画院制度又有新改变，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

北宋初年，参加画院的画家来自西蜀和南唐的画家很多。西蜀画家在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随了孟昶来汴梁的有黄筌（不久即去世）、黄居采、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祐、袁仁厚、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等人。南唐画家在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随李煜来汴梁的有王齐翰、周文矩、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

中原一带有若干有名画家也被吸收入画院。王霭、高益、王道真等，都是人物画家，并擅长宗教壁画。

北宋初年的画院中，西蜀画家占重要地位，黄居采和高文进是中心人物。花鸟画方面，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黄家的画风支配画院近百年之久。人物画方面，高文进也很专断。史载王士元画一张《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很受观众称赞，汴梁很多人每天到挂画的孙四皓家去看。孙四皓是汴梁一个有名的好画、好客的人，也是赵匡胤的亲戚，孙家也聚集了很多画家。孙四皓把王士元的这幅画献到皇家，高文进故意定为下品，把王士元气走。

宋太宗赵匡义也进行搜访古今名画。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九七六——九八二年）下令天下郡县进行搜集，由黄居采和高文进负责鉴定工作。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在崇文院的中堂设立“秘阁”作为贮藏的地方。

赵匡义对于绘画很有兴致。除了设立画院和秘阁两事以外，他还撰了一部《名画断》，是按照唐朝一部同名的书的体例编撰的，而成为它的续编，包括画家一百零三人的姓名，此书现已佚。

二、人物画的创作活动

在北宋时代有多次大规模绘制宗教壁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画院为中心，而且是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现在只举画大相国寺和画玉清昭应宫为例。

大相国寺是汴梁最大的一个庙，有六十余院，是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庙会每月开放五次，进行各种日用杂物的交易，异常热闹。

自唐代以来，大相国寺就保存了很多艺术名迹，如吴道子画的文殊和维摩、车道政画的毗沙门天王、名匠王温装銮的弥勒像、名匠李秀刻的大殿障日板等，共称“相蓝十绝”。北宋初年名画家高益在重修庙宇的时候进行了壁画。大相国寺后来再重修的时候藏在皇家的高益的旧底本就成重绘的根据。一次重修是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和李象坤等名画手参加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大水之后，治平二年因为多雨，汴河涨水造成水灾，大相国寺墙壁浸坍了很多，水退后只保存下高、王、二李等人所作的四幅。进行重绘时，崔白和李元济参加了工作。——从高益、高文进到崔白、李元济，屡次参加大相国寺绘制壁画工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名手。

从这些壁画名称上可以看出一部分壁画的内容。

高益画“阿育王变相”“炽盛光佛降九曜”就是有小幅底本收藏下来的。大水未毁的四堵是：王道真画“给孤独长者买祇陀太子园因缘”、“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李用及和李象坤合画“牢度差斗圣变相”和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国寺大殿的壁画，左壁是“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是“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乐部马队之类”。

这些变相大多是园林、斗法、降魔、乐部马队、百戏，十一面观音，总之，是炫示一些热闹场面。

这些壁画中明显的有真实的生活素材。宋太宗赵匡义很嘉许高益画“阿育王变相”中的战争场面，以为高益了解军事。高益画的乐队，其中弹琵琶的拨下弦，但另外管乐器都在奏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懂音乐的人解释琵琶是拨过才有声，拨下弦表示发声的正是四字所在的弦。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掩饰自己对外战争的失败而修建的。

修建“玉清昭应宫”以贮藏“天书”，并供奉玉皇、圣祖（捏造的赵氏祖先——赵玄朗）、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规模宏伟，原计划要十五年修成。但修筑时，昼夜不停，夜间则燃烛施工，所以只用了七年。

为了修筑玉清昭应宫，召募各地有名的画家就超过了三千人，经过考试入选的是武宗元、王拙二人为首的百余人，高文进、王道真、燕文贵也都参加。

关于玉清昭应宫壁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由于材料缺乏，所知甚少。但传说张昉画三清殿天女奏音乐像、丈余人物，不用起稿，奋笔立就。王拙曾画五百灵官、众天女朝元等图，这些场面宏大、人物形象众多的壁画，反映了当时绘画所达到的水平。

玉清昭应宫在天圣七年（公元一○二九年）遭雷击起火，除二殿外全部焚毁。

自玉清昭应宫的修筑开始，北宋有一系列的道教宫观的修筑。大中祥符五年又修景灵宫，供奉所谓赵氏先祖，成为神仙的“圣祖”。到宋徽宗赵佶时期筑五岳观、宝箓宫等都是崇尚道教所致。

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道教壁画的题材的多样化，道教壁画创作也活跃起来。北宋初年有名的人物画家，主要的都是道教壁画家和画院画家。如高益（世称大高待诏）、高文进（世称小高待诏）、王霭、武宗元、王拙等。画院外画家，如王拙、孙梦卿（世称孙吴生、孙脱壁）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壁画，故不为当时评论家和收藏家所重视，因此他们在绘画史上不为人所注重。

当时的人物画家也多擅长肖像画。武宗元曾把赵匡义的像画在洛阳上清宫的三十六天帝的行列中间，引起赵恒的惊讶，这是把现实的人加以神化的突出例子之一。王霭曾奉命去江南偷画李煜的谋臣肖像，并且在定力院（赵匡胤未作皇帝以前住家的地方）画赵匡胤父母像作为纪念。牟谷、元霭和尚也都是赵匡胤左右，有水平的肖像画家。治平元年（公元一○六四年）在景灵宫孝严殿绘的壁画，可以作为北宋人物画方面的一件大事。孝严殿中一方面画了宋代开国的一些重要事件以表示歌颂；一方面画了宋仁宗赵祯朝的七十二名大臣的像，都是派人到每家绘写的。

北宋初年人物画的其他表现所知很少。有关风俗画的片段材料特别有重要的意义。

高元亨曾画《从驾两军角觝戏场图》，据说高元亨具体地描写了在观看这一紧张的运动比赛，群众的各种不同的神态：象墙壁一样四周围着，有坐有立，有翘脚探头，有互相攀扶、俯仰各种姿态，也有男女、老幼、贵贱、技艺、外族，及性别、年龄、阶级、身份和种族的不同。

燕文贵曾画《七夕夜市图》，描写汴梁城最繁华的街道的一部分——潘楼附近（金银彩帛交易的集中地，潘楼是汴梁最大的酒楼之一）七夕夜晚的世俗的热闹场景。

这两幅画从选择的题材方面看，描绘的是世俗生活，并作了详尽、复杂、认真、具体的描写。这两幅作品是宋代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标志。

宋代宗教画保存下来的很少，以卷轴画形式保存下来的壁画稿本。最有名的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卷》。此图卷另一稿本，称为宋人《八十七神仙图卷》,《朝元仙仗图卷》描绘五方帝君中的三个帝君，前往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队仗行列。这个行列应该是由八十八个神仙组成（《朝元仙仗图卷》缺最后一名神仙，《八十七神仙图卷》则缺最前一名神将）。八十八个神仙，共四种类型：三个帝君（头上有圆光），八名武装神将，十名男神仙，六十七名女仙（这些女仙中有玉女，也有金童，但都作女装）。四种类型人物形象都是按照一定的理想的特点描绘的，所以大多数都缺乏具体性。但十名男神仙的形象，却可以看出在追求个性的特点。对全部人物行列勾绘了稠密重叠的衣褶，并且尽量变化着头饰、仪仗和六十七个仙女的姿态。这些变化产生了形式上的丰富和华丽的效果，努力避免单调的感觉。全卷人物神态和在风中飘动的旙旗、裙裾、飘带、花枝，一面行进一面飘动的感觉得到完整和统一的效果。

武宗元（公元？——一○五○年）是北宋时代重要的宗教画家，被认为可以和吴道子相比。他的画迹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以外，洛阳南宫三圣宫东壁十尊丈余高的太一神，以及龙兴寺（许昌）、嵩岳庙、中岳天封观等处壁画都负盛誉。

道教画以现实生活的描写代替超人间的神仙世界的描写。称为《护法天王图卷》的稿本和称为《西岳降灵图卷》的稿本，描绘了各种形形色色人物，包括贵族及其眷属随从，甚至市井中的商人、乞丐、渔父、玩把戏的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各种人的特点。——道教画放手描写市井人物，因为道教相信神仙会隐迹在普通人群中间，可以具有普通人的外表。因而这样的道教画又具有了风俗画的特点。

三、李成、范宽及其他山水画家

李成和范宽的山水画在北宋初年，山水画艺术获得巩固的时期。

李成、范宽和关仝曾被北宋人认为是三个最有贡献的山水画的大画家。

李成（公元？—九六七年），字咸熙，营丘人。是唐朝宗室后裔，他家世为士大夫，生于五代时，没有入仕的机会。他对于诗歌有修养，而又擅长山水画，好饮酒，晚年好游历，他和汴梁相国寺东宋家药铺主相处甚好，铺门两壁画满了李成的山水画。

他的山水画，据《宣和画谱》的记述：“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这里所强调的是他的山水画描写了山川地势和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富有感情的力量。画中展示的是一郁勃深沉的精神世界。

李成的作品《读碑窠石图》（其中人物是王晓画）画着一个驴背上的旅行者停在一座前代的石碑前面，正在仰头看碑，石碑附近围聚着几株枯劲的老树。着力地描绘的老树，表现出荒漠和严寒的季节的特征，这幅画的强烈的情感内容决定了它的艺术价值。

宋人无名的《小寒林图》，枯梢老槎，森耸郁深，得李成笔下的景与情，可以作为李成艺术成就的参考。

李成《寒林平野图轴》表现旷荡平原上，两树巨松挺立于面前，枝茎虬盘，针叶如网。两松之间作一转扭多节的古槎，枯枝如龙爪抓拏之势，树根拔于土外，枝干交错，盘屈纵横。古代艺术家画下了乔松古木含霜凌雪、挺立不拘的昂然英姿。

范宽，字中立，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一说他性情缓和，人称之为“范宽”。他的时代较李成略迟，仁宗天圣年间（公元一○二三—一○三一年）尚在。他的为人宽厚，好酒，不拘世俗。他的山水画艺术是在季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曾师法荆、关；但最后得助于终南山、太华山的真实的大自然。他曾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诸物者，未若师诸心。”他在创作之前，对景凝想，致力于情景合一的构思酝酿。当时人称他“为山传神”。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古代全景构图的水墨山水画的一件杰出作品。迎面矗立的雄浑的大山头，强烈的表现出大自然的雄伟气象。山涧，飞瀑如练，直落千仞。山下空濛一片，衬托出小山岗上生满树木，树巅露出了楼阁。山脚下正有驮马从右方进入画面中来，如传来了得得的蹄声和潺潺的溪水的声音。这幅画表达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非常有力。在构图技巧上，山下一片白雾，迷濛莫测，以见山之远，而涌现于霄汉之外突兀的巨峰，山巅的茂林密叶和崖石皱纹历历清晰，又如近迫眉睫。这一既远又近的透视效果造成令人惊愕的景象。

范宽的《临流独坐图》是又一表现层峦叠嶂、千岩万壑的巨制。深郁的山坳间腾起弥漫浮动的云雾，吐吞变灭，更加强了忘身于万山之中的感觉。

北宋前期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燕文贵、高克明、许道宁、翟院深等人。

燕文贵创造了为人所称许的“燕家景致”。燕文贵（据《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作燕贵，《画继》作燕文季）吴兴人，原隶军籍。他有多方面的绘画才能，长于山水，并兼擅人物。太宗时期在街头上卖画时为高益所发现，邀他参加大相国寺的壁画工作，从事壁画间的山水树石。真宗时期，他也曾参加绘制玉清昭应宫的壁画。前面已经提到，他的《七夕夜市图》和《舶船渡海图》当时很受推重。他的山水画作品现存有《溪山楼观图》，也是大山大水的形式，峰峦耸峙，而在山下，半山及山上都有精工描绘的宏伟的楼阁宫室建筑。他的山势峥嵘的《烟岚水殿图卷》有以宏伟建筑物为山水点缀的特点。在他山水画中出现的似是仙府金阙的景象。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太宗端拱（公元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到真宗时期（公元九九八——一○二二年）正当道教和道教艺术趋于高潮的时期，燕文贵山水画中布置的神仙府阙也是很自然的。

高克明是和燕文贵同时而略迟的又一山水名家。他们和王端、陈用志同为画友。高克明在真宗和仁宗时期供职画院，其山水一时流行于画院中。他是山西绛州人，为人端正宽厚，好游山水。他的创作方法是游山观察体会所得，归来经过静坐沉思，然后追忆默写。除了观察体会之外，很注重构思酝酿。他兼长道释、人物、花鸟、鬼神、楼观、山水，是绘画的全才。精于团扇、联屏及小景。他的山水画当时曾被认为失于巧密、显露，当时称之为“马行家山水”（马行家是汴梁一条繁华的街道）。

山水画家许道宁在仁宗时期声誉很高，他原来不是画家，只是在采了药到汴梁街上卖的时候，时时画“寒林平远”的图画，以招徕顾客，因而得名。宰相张士逊曾写诗赞美他的画艺，中有“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句。他擅长的是林木、平远、野水三种景物。风格狂逸，这些都可以从他的《渔父图》看出来。

《渔父图》长卷是现存许道宁的代表作，作平远野外之景。烟嶂耸立，连绵不绝，远水盘曲断续而来，潆洄浸溢。有长堤，有渡舟和渔船。林木萧疏，景色荒率，富于野趣。山的皴法是用重墨直刷而下，显得岩壁峭拔，最能表现许道宁风格狂逸的特色。

翟院深是追随李成画风的山水画家。他年少时，原来是善击鼓的乐师。一次在郡守的宴会上，他被天空中云气变幻的景象吸引，因而打错了鼓节。翟院深的画，据说可以冒充李成。

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等一些山水画家，使公元十世纪、十一世纪之间的山水画进一步成熟起来。取材、构图逐渐从表现大山大水的景象，扩大到李成、许道宁的寒林、野水、平远之景。在表现方面，追求各种季节气候的进一步的精确、具体；而且以作者的真切的感受为表现目的。

四、熙宁、元丰时期的重要画家——崔白、郭熙

宋神宗熙宁（公元一○六八—一○七七年）、元丰（公元一○七八——一○八五年）时期在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上是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最显著的是出现了崔白的花鸟画和郭熙的山水画。

花鸟画在北宋前期已有很大进步，著名画家有赵昌及易元吉等。

赵昌以观察对象获得他的艺术技巧。据说他每天早晨朝露未干的时候，绕着栏杆观察花卉，手中就调色彩绘。他自号“写生赵昌”，他画花极有生意，色彩最好，又多画“折枝”而不是全株。草虫和禽鸟较差。

长沙的易元吉见了赵昌的画，得到启发，到荆湖一带大自然中去收集绘画的素材，又在长沙自己住屋后面开圃凿池，布置上假山石、丛篁、梅、菊、葭、苇，养些水禽、山兽，以观察它们的动静游动之态，作为自己创作构思的基础。易元吉也曾经参加皇家的一些绘画制作。他画的猿猴最有名。

赵昌和易元吉都是超出陈规，直接写生于花卉和鸟兽的天然生活，扩大了花鸟画的表现范围，并对对象表现得极为生动。

崔白的出现完全突破了画院中一百年来流行的黄筌父子风格的限制。

崔白的绘画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道释鬼神等宗教画以外，特别长于花竹翎毛的写生，画鹅、败荷凫雁和水上风物最有名。在熙宁年间曾会同艾宣、丁贶、葛守昌等画院画家共同绘制垂拱殿的《夹竹海棠鹤图》屏风，崔白的艺术超过了他们。宋神宗赵顼强迫他参加了画院。其弟崔悫和他画风相似。

崔白的作品《双喜图》画深秋的寒风中树梢秃落，低处枝叶在风中披拂，秋草枯断。山鸟向山兔喧叫，整个画面有一种不安的气氛。

《竹鸥图》中一头白鸥一面叫着一面逆风逆流，涉水前行，水滨的竹和草都可以看出风吹之劲。

这两幅画（都是大幅画的一部分残存）皆可以看出崔白善于描写与运动关联的花鸟生活，而不是一些静止的形象。

宋人《梅竹聚禽图》在风格上和崔白相似。这幅画描写荒野无人处，禽鸟在休憩。竹树、梅花和枯枝生长得繁茂然而杂乱，显出了野生、无拘束的状态，充分表现了环境的特点。这一幅画和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表现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方面获得进步。

题名崔白的《芦雁图》可以看出崔白所擅长的题材：如竹叶零落，守候的雁因寒冷而缩了头。荒寒的气氛有力地传达了出来。 另一个花鸟画家吴元瑜是一个武官，师法崔白。他和崔白一同改变了画院花鸟画的风气。梁师闵也是一个武官，他的画风很接近江南的风格，故宫藏其所画《芦汀密雪图》描绘得很精致。

郭熙是一重要的山水画家，也是重要的绘画理论家。

郭熙有卓越的修养。最初画山水寒林，很工致，后来师法李成，在构图上得到好处，最后多发挥自己的创造。他能够在厅堂的素白墙壁上，放手画“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纔绝，峰峦秀起。云烟变灭、■雾之间，千态万状”。当时评论他“独步一时”，而且年龄越老画得越好。 郭熙是御画院的艺学，后来升为待诏直长，宋神宗赵顼最喜欢他的作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改革官制，新建立的中书、门下两省和枢密院、学士院的墙上都是郭熙的壁画，徽宗赵佶即位后，多被花鸟画代替。郭熙而且擅长“影塑”，在墙壁上用泥堆出浮雕式的山水树木，这种技艺在宋代也是比较流行的。

郭熙的代表作《早春图》成功地描写了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自然界已在酝酿着季节的交换。清晨，山谷间不断升起浮动着的雾气，大地显出复甦的征兆。画家借天气和阳光既表现了大地回春的自然现象，也传达出喜悦的心情。

《溪山秋霁图卷》（旧题郭熙，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王诜的作品），表现秋阳下清丽的风光，《关山春雪图》表现初春大雪阴霾的景象，都很成功。

这些作品都说明郭熙的山水画在竭力表现：“远近浅深、风雨明晦，四时朝暮之所不同。”在这一时期，郭熙或其他山水画家在表现范围上和明确的程度上都可能超过了以前的画家。

题名郭熙的《寒林图》刻画了极其寒苦荒瘠中生长的树木的形象。无名氏的《溪山暮雪图》和《岷山晴雪图》表现了两种不同的雪景。

郭熙在理论上对山水画艺术的见解经他的儿子郭思整理成为《林泉高致》一书，是我国古代绘画理论史籍的重要代表。
五、《林泉高致》和《图画见闻志》

《林泉高致》一书值得很好的整理与分析。现在我们只简要阐述他对于山水画艺术的主张。

他认为山水画要表现意境。山水画不是单纯自然现象的再现，所以他主张：学画花要四面围观，向下俯瞰；画山水要“远望以取其势，近看以取其质”。要注意山水所可能引起的想象：“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天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同时，他又强调要精确的表现山水在不同地理环境和气候、时间条件下的真实的面貌，例如傍晚的太阳就有这样一些区别：春山晚照、雨过晚照、雪残晚照、疏林晚照、平川返照、远水晚照等等，他例举了很多因地域、时间、气候不同而产生的变化。

所谓“意境”就是要通过真实地描写对象，体现优美的想象，而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艺术形象。

郭熙认为诗歌可能激发画家的想象；对于山水画艺术中的意境创造有启发作用。他的儿子郭思曾举出一些充满视觉形象的诗；例如：“天遥来雁小，江阔去帆孤。”“犬眠花影地，牛牧雨声陂。”郭熙把文人学士的诗歌和绘画联系起来，充实自己的修养并作为创作构思的凭藉和参考。

这一时期编纂起来的一部重要的绘画理论书：《图画见闻志》（郭若虚）是唐代《历代名画记》的续编，纂集了从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到熙宁七年（公元一○七四年）之间的绘画史资料，同时也提出许多足以反映那一时期绘画实践的理论主张。其《论制作楷模》一节就专讲描写的具体性，例如，画人物、和尚、道士、皇帝、外夷、儒贤、武士、隐逸、贵戚、帝释、鬼神、仕女、田家等等都要表现出不同的气质。画鸟“必须知识诸禽形体名件”，然后列举了那些名目。——这些要求精确表现的主张，反映了画家有意识的提高表现技术。此一时期画家们在艺术上追求真实地具体地生动地描绘对象，例如：人物画家努力画风俗画，花鸟画家描绘动植物的生活状态，山水画家描绘自然风物的各种变化等。

《图画见闻志》是一部重要的绘画史著作。

第三节 李公麟和文人学士的绘画活动

一、李公麟

李公麟（公元一○四九——一一○六年），字伯时，生于仁宗皇祐元年，是崔白、郭熙初露头角的年代。熙宁三年（公元一○七○年）登进士第，到哲宗元符三年（公元一一○○年），患风湿病，退休住在家乡安徽舒城自己的庄园“龙眠山庄”，自称“龙眠居士”，在徽宗崇宁五年（公元一一○六年）去世。

李公麟作官三十年，也是他的艺术逐渐成熟，成为名画家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王安石变法失败，转入史称“朋党”之争的时期。李公麟和王安石的关系很好，熙宁七年以后，王安石失势，退居金陵，曾与李公麟同游，并赠诗四首，但同时，李公麟和反对王安石的苏轼等关系也很亲密。

李公麟和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同是驸马王诜家的座上客。他们在王诜家里的聚会曾被纪录在李公麟画的《西园雅集图》（现存各种摹本）中，米芾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他们十几个人在王诜家的花园中饮酒、作诗、写字画画、谈禅、论道等等。这是他们交游的第一个时期，是在苏轼被黜，离开汴梁去杭州作官以前。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苏轼因作诗遭祸，陷入险境，王诜也被诛连，据说李公麟在街上遇见苏家人，就以扇遮面，因而受到人们的讥笑。李公麟和苏轼等人第二次交游是在哲宗元祐年间，那时王安石已经去世，正是旧党短期得势，而苏轼又恢复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时候，李公麟又画了第二幅《西园雅集图》。苏轼和黄庭坚的诗集中载多首赠诗和称赞他作品的诗。

李公麟对于古代的美术修养极深。对古器物和古文字具有知识，曾摹绘古代的铜器并加以考订，他参加了整理皇家收藏的古器物的工作。他的父亲李虚一收藏古代画迹很多，他都进行临摹，并且也临摹了很多他人收藏的名迹。他保存了很多自己临摹前代名画的副本。

他的绘画才能，首先表现在他的题材的多样性上。他擅长鞍马、佛像、人物和山水。他在临摹古人名迹中掌握了绘画技法，而越出古人的成法。

李公麟擅长画马和人物。他画的人物，据说能够从外貌上区别出“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皂隶”等社会各阶层人的特点，并能分别出地域和种族的具体特点，及动作表情的各种具体状态。他的艺术创造有生活现实性为基础，所以他敢于追求新的表现。他敢于突破前人的定式，画长带观音，飘带长过一身有半，还画过石上卧观音，这些都是他创造的新式样。他的创造性还表现在他对题材的理解上，他画“观自在观音”，不是按照一般流行的坐相，他说“自在在心，不在相”，不必限制于某一固定的坐相，而是另创一种他认为能表现出心情自在的坐相。他画陶潜的“归去来辞”一诗把表现的重点放在正在思维中的神态上，不在一般化的描写田园松菊等自然风物，而注重描绘“临清流处”——发人深思的流水。

李公麟画汉代的将军李广夺了胡人的马逃回来，在马上引弓瞄准追骑，箭锋所指，人马就应弦而倒。李公麟自己说，如果是旁人画就要画箭射中追骑了。可见李公麟很了解艺术的真实有别于生活的真实，表面上好象不合理，而能产生更强烈的艺术力量。

从以上文字记载中知道他的作品大多是插图性质的。如《孝经图》、《离骚九歌图》、《君臣故实图》、《华严变相图》、《三清图》、《郭子仪单骑降虏图》、《维摩演教图》、《蕃王礼佛图》等等。这些题目告诉我们，其内容是儒家的或佛教道教的经典故事。

他的作品现存已很少。《五马图》是一件重要作品，他创造了五匹矫健的骏马的形象，成功地描写了马的外形，并充分的表现了马的内在特点。单线勾出了马的整个外形轮廓，身体的重量感，各部分的质感，甚至光泽的效果。他也画了五个牵马的人，其中牵了“凤头骢”的于阗国人是一个健壮的、朴质沉着的外族人的形象。

《临韦偃牧放图》画马千余匹，声势浩大，充分表达了对马的礼赞，代表了他认真临摹前人作品的成就。

《维摩诘图》被认为是李公麟的作品。维摩诘的形象是一个古代士大夫的典型形象。他的懈闲、颓唐、宁静的神情，说明他长于思索怯于行动的性格，说明他只是生活的享受者和消极的旁观者，已经失去作为生活的积极干预者和创造者的活力了。

《免胄图》也被认为是李公麟的作品。这幅宋代的绘画可能是李公麟作品的摹本，题材和李公麟的《郭子仪单骑降虏图》相同。《免胄图》在艺术上是一幅成功的作品。唐代的将军郭子仪和回纥族酋长们在共同反对安禄山的战斗中结成了友谊，取得了唐和回纥间的和解。在战场上郭子仪为了表示和平意向和镇定，单骑出阵，解甲释兵，徒步向回纥酋长走来，回纥酋长辨认出是郭子仪本人的时候慌忙下马行礼。画幅描写了这一由战争转入和平解决的片刻。远处有跃跃欲试，急切求战的回纥骑兵和严阵以待的唐骑兵，充满了战斗气氛，说明了战斗的环境。全画省略了背景，在处理距离和空间关系上取得表现的更大自由。这幅画在处理题材和构图上是成功的。

其他被称为李公麟的作品还有很多。过去很多鉴赏家都把纸本白描作为李公麟的一个特点和标准。若干宋代绘画（包括壁画）的粉本往往都是在纸上用单线勾绘的，完成的作品，一般是绢本敷彩。李公麟发展“纸本白描”成为一种有自己的艺术特点的表现方法，在李公麟的手中，单依线表现对象，使其有一种朴素、优美动人的风格。

《五马图》和《维摩诘图》标志着单线勾勒的技法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巨大成就。单线勾勒的写实能力在于它有可能表现对象的形体、质感、量感、运动、空间。所以单线勾勒是一种效果明显而高度简洁的描绘技法。

李公麟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大师。他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尚有待更细致的分析，他创造了富于概括力的真实而鲜明的艺术形象，他掌握极优美的提炼形象的能力和表现技巧。但是他之选取非现实性的题材的倾向和追求一种与士大夫的生活密切联系的细腻的趣味，都说明他的艺术中蕴藏了一个危机。

二、王诜、赵令穰的小景山水

王诜（公元一○三六一？年）是贵族，诗人，山水画家。李公麟绘制的《西园雅集图》为了解当时王诜和文人的交游和文化生活方面，提供了形象的资料。王诜和苏轼同属于旧党，曾受到压制，最后在郁郁中死去。

他的山水画长于画富有诗意的平远小景。所谓“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之类。

王诜的山水画在技法和风格上都因袭李成、郭熙。他的作品现存《渔村小雪图》，描绘了初冬雪晴后的乡村郊野景色。水滨有渔民在劳动，甚至有的赤脚立在水中扯网。转过山来一个老翁，披着风帽，拽了杖，后面跟随一个童子，在踏雪游逛。画家用淡墨渲染出雪后初晴浮动的阳光，并且表现了在这样环境中不同人们的不同活动。

小景在山水画艺术中有特殊的地位。宋初僧人惠崇因之有名，传为他所画的《溪山春晓图卷》写出江南水村的春日风光的美丽。

赵令穰是另一个有名的平远小景画家，他出身皇族，所画的《湖庄清夏图》等都是安静和平的郊野风物：树本、房舍、池沼、小路等等。表现很精致，具有化平凡的事物为美丽的事物的艺术效果。

三、苏轼、米芾等文人学士画

文人学士们的绘画，表现对象一般是简单的，技法用笔的熟炼，追求主观意趣。除了李公麟、王诜等少数人在技术上有根底，以真实的表现为目的外，苏轼等影响尤大。

文人学士画中最早流行的题材是墨竹。墨竹开始出现在五代的四川。传说有人看见纸窗上月光映照的竹影，于是创造了这一种绘画：藉竹叶枝茎纵横交错的位置及透视变化以表现出劲健、挺秀富有生意的感觉。墨竹在北宋已经成为专门一科，为士大夫所嗜好。

北宋中叶，文同画墨竹成为专家，苏轼也画墨竹，诗人的声誉抬高了他们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和墨竹相似，同是内容和表现都较为单纯朴素的还有墨梅（始于北宋）、墨兰（始于南宋末）、墨菊（明代以来较盛），和墨竹共称“四君子”，象征着一些抽象的道德品质。

米芾也是一个士大夫画家。他以画烟云中的山和树出名。他的儿子米友仁和他同一画法，但成就较大，在南宋初年是有地位的画家。他们父子运用水墨渲染的方法预示着中国绘画的技法发展的新道路。

苏轼、米芾的朋友中，蔡肇、晁补之也都能画。据说晁补之才能较大。宋道、宋迪和他的侄子宋子房都有画名。宋子房在宋徽宗赵佶时代还作过画学博士。

这一时期的文人绘画，在绘画艺术上还倾向一定程度的真实表现。但这些绘画是代表着下面一些倾向的，例如：轻视反映生活，轻视技术锻炼，而崇尚主观的意趣，崇尚笔墨、形式的趣味，等等。苏轼是这种主张的有力鼓吹者，他着重指出画理的重要，但他把客观事物的“形”和“理”对立起来，认为“工人”能作到“形似”，而达到“理”就非“高人逸士”办不到。他又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他画竹子不分节，不重视竹竿的特点，米芾问他，他回答道：“竹子就不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这些言论后来被利用来片面夸张“理”的重要，否定“形”的必要性，成为形式主义绘画理论的主要根据之一。他自己吹嘘自己道：“予近日画寒林，已入神品。”他认为“画工”的画没有意思，“看尺许便倦”。然而，如众所周知和他同时的画工正是崔白、郭熙、张择端、王希孟等人。所以从他的反对中，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学士画和现实主义艺术主流之间的距离。 苏轼抑低吴道子，特别推崇王维，也是这一观点的表现。他诗中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这是王维第一次被认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可以和吴道子相比，甚至艺术被认为超过了吴道子。

第四节 赵佶和画院的花鸟画

一、画院的制度

赵佶（公元一○八二——一一三五年）以画家的身份和鉴赏家的身份出现在绘画史上。从崇宁大观年间开始到政和、宣和年间（公元一一○二——一一二五年）画院有新的发展。画院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叫作“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画家经过考试入学以后，按照家庭出身分为“士流”（士大夫出身）与“杂流”（商人及非剥削阶级出身）。考中入学后，除了学习绘画以外，也要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古文字学的书籍。学习期间有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决定等级升迁。

画院画家的职位有：画学正、艺学、祗候、待诏、供奉及画学生等名目。

“画学”入学有考试，平时也有考试。考试的标准是：不模仿前人，描绘对象的“情态形色”达到很自然的效果，笔墨简洁。古代书籍中有关于画院考试的记载，可以具体地看出画院的要求和画家的才能。

画院中有很多优秀画家。下面几个例子记述了考试的试题和画家在表现技巧方面的创造性。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为了表现这两句诗的内容，一般画家多画岸傍有一只船，船舷间立一只鹭鸶或船篷上停落有乌鸦，目的是画出船上无人，借此说明野水岸边的僻静。但一个表现得最成功的画家却不是不画人，而是为了强调“无人”反而画人。画上舟子在船尾入睡，横置一根笛子。这样便描写了并非没有过路人，但很稀少。终日的等待使人疲倦，藉舟子的寂寞无聊以突出环境的荒僻安静。显然，这一个画家在自然风物的描写中，善于利用人的描写来加强情绪的感染力。

“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很多画家要表现春天的诱人的风光，多是竭力描绘春天的花卉，但有一个画家画远处在绿荫掩映中的一座楼，楼上一个红衣美女凭栏而立。原来诗句拈出了红绿两种动人的对比的颜色，画中利用了人的题材，这两种颜色的感情内容因生活联系而更直接，就更强烈、浓郁了。

“乱山藏古寺”。为了表现古诗是“藏”在深山之间，所以画面上不能画出来，但要使观者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有古寺。画家运用的方法是在荒山之间画出幡竿，幡竿是佛寺的标志。

“竹锁桥边卖酒家”。画家在桥头竹林外挂一酒帘，以表现其中有酒家。

以上四个例子都说明绘画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单纯再现，画家为了表达主题思想，努力追求一定的具体性。后两个例子都是对于幽静环境的描写，画家不放松“藏”字和“锁”字，就是因为这两字集中地表达了环境的特点。

“蝴蝶梦中家万里”。用绘画的形式要表现一个人作梦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要表现梦中到了万里之外的家乡。表现这句诗获得成功的画家是画了汉代被匈奴拘留在沙漠以北达十八年不能返家的汉使者苏武，画他在牧羊时的小睡。这是借故事传说中的个别人物，让读者用自己的知识补充画面外的情节来达到目的的。

“踏花归去马蹄香”。香是不可能画出的。画家的表现办法是画了几只飞舞的蝴蝶围绕了奔驰中的马蹄。

此外还有两项轶事可以看出赵佶对绘画的要求。

有一座殿修筑完成，名手画家们绘制的全部壁画都没有引起赵佶的重视，他只注意某殿前柱廊栱眼中，一个年轻画家画的斜枝月季花。他认为这斜枝月季花最好，因为月季花四时朝暮，花蕊叶都不相同，而这枝月季花是表现春季中午时候的姿态。

又一次赵佶叫画家们画孔雀升墩屏障，画了几次都不满意，问他为什么？他指出：孔雀升墩一定先举左脚，而画家们画的都是举右脚。

由此可见，当时画院中流行的是精细的观察和巧妙的表现。

二、赵佶的绘画作品

流传的赵佶的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度水平，赵佶也画人物和山水。

他的花鸟画有很大一部分是描绘“花石纲”的禽鸟花木，如《蜡梅山禽图》、《杏花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等。

赵佶曾把聚集的古代名画一千五百件辑成十五册，称为《宣和睿览集》。他又把自己专门描绘珍异的动物和植物的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十五幅一册。据说累至“千册”之多。

《蜡梅山禽图》和《杏花鹦鹉图》两幅以精炼的笔墨准确地绘出了蜡梅、萱草、杏花和五色鹦鹉、白头翁的美丽的外形，也画出了花和鸟的真实的生命的感觉；并且通过花和鸟的动人的形象，表现了一个宁静的境界。

《芙蓉锦鸡图》更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被锦鸡压得低了头，锦鸡注意着翩飞的蝴蝶，三种形象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产生更生动的效果。——宋代花鸟画中时常利用此一手法。

《池塘秋晚图》和《柳鸦芦雁图》在造型上缺少如前四幅作品的精致优美。只是《池塘秋晚图》把直立的荷叶处理在横幅构图中很成功，疏落的局部能够传达出深秋的气氛。

《鸜鹆图》一向也是被当作赵佶所作的，是一张为大家所熟知的作品。据传说鸜鹆好斗，这幅画通过三只鸟的相互搏斗的紧张的神态、动作，以及因相斗而脱落、飘扬在空中正徐缓下落的羽毛的细节描写，是十分生动而真实的。

《听琴图》和《文会图》是赵佶的两幅有名的人物画，都是以封建贵族的文化生活为题材的。《听琴图》中的松树特别有烘托出音乐气氛的作用。

赵佶的《雪江归棹图》是宋代一幅美丽的山水长卷。

赵佶临摹的唐代张萱的两幅作品：《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保留到今天，弥补了唐代绘画传世作品的不足。

明朝的鉴赏家都穆曾怀疑所谓赵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画院画家所作，而只是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一推测是值得注意的。据记载，画院的高手画家刘益和富燮两人在政和、宣和年间曾供御画。“供御画”三字可以解释为代皇帝作画。

总之，赵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著名花鸟画家及其作品

政和、宣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二五年）的花鸟画在南宋初年得到继续发展。

政和、宣和年间画院中有许多优秀的有才能的花鸟画家，孟应之能够描绘深秋季节海棠果在树上的干而不枯的状态，刘益、富燮、马贲、宣亨、卢章、李端、孟应之、韩若拙也都有名于时。

南渡后，李迪、李安忠、林椿、毛益等都是名家。他们保留下来有很多小幅作品，或是纨扇，或是单独的册页，取材丰富多样，技法和风格变化也很多。

从公元十二世纪的花卉鸟兽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古代花鸟画这一绘画样式的现实主义成就。

陈居中（南宋有名的人物画家）的《四羊图》中活泼的山羊在游戏相斗，那用角前牴的一羊和被牴后竖立起来的一只羊的形象，说明作者对于山羊生活的观察很仔细。

李迪的《狸奴蜻蜓图》画一只飞的蜻蜓吸引住小猫，小猫不自觉地轻微抬起了左前足，小猫惊异的神情使人联想到不甚解事的小孩子。

无名画家的《疏荷沙鸟图》在处理题材的方法上虽然和《狸奴蜻蜓图》以及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相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表现。干瘪的莲蓬和正在枯萎中的荷叶说明季节是暮秋，游蜂无力地飞着，小鸟紧张地凝视，平静中充满秋天的萧瑟之感。

李安忠的《野卉秋鹑图》画一对在草丛中觅食的鹌鹑，细致地描绘出丛生的花花草草和鹌鹑的美丽的毛羽。巧妙的构图显得既不迫塞，也不空虚，创造了一个不被惊扰的安逸的小世界。 无名氏的《子母鸡图》真实地描绘了母鸡和鸡雏的可爱的形象和它们的亲密关系；是一幅富有人情的图画。说明画家熟悉动物的生活，更熟悉人的生活。

林椿的《果熟来禽图》和无名画家的《枇杷山鸟图》中创造了林禽、枇杷和小鸟的美丽而真实地形象。

无名画家的《出水芙蓉图》异常工致地渲染出荷花的色泽。

无名画家的《海棠风蝶图》表现海棠花叶在风中披拂摇曳的娇美姿态。

无名画家的《红蓼白鹅图》表现一只白鹅在红蓼花下陂畔，安闲的梳理自己的羽毛，白鹅这一神气的表现有显著的人格化的意义，具有高尚的情操，也是作者的生活理想的表现。花鸟画因此而具有新的内容（这幅画因上面有赵佶的收藏印，过去被误认为赵佶的作品）。

这几幅作品描绘各种花、各种鸟的外形都真实生动，例如：枇杷的饱含水分的感觉，荷花瓣的细腻柔洁，海棠花的薄和海棠叶的厚，等等都说明画家的高度技巧。

另外，毛益的《犬》画一只拖了长尾巴、垂了耳朵、无精打采的瘦狗（这也是宋代绘画中常见的一种狗），毛益的父亲毛松的《猿》画一只安静的坐着的老猿，这两幅画也在观察动物生活和真实地描绘技术方面达到了高度水平。

这里举出来的花鸟画是这一时代数量巨大的作品中的几幅代表作品。这几幅作品可以说明： （一）画家有提炼形象的高度能力，无论是用勾勒的方法（《蜡梅山禽图》）、没骨的方法（《枇杷山鸟图》）都作到极度的真实、单纯和精致的效果；并且通过外形描绘，表达了对象的富有生命的感觉。

（二）画家表现了对象的真实的生活的状况了解：熟悉各种花的生长和在不同情况下的多种姿态，熟悉各种禽鸟、走兽的习性和动态。

画家在进行创作时，发挥自己主观的选择与组织作用，以达成一定的表现目的。

（三）画家具有对生命的强烈的爱，对于生活有巨大的热情。在花鸟画中体现出高尚的情操和有力的生活理想。